马歇尔大法官在著名的美国银行案中对此有过精彩的阐释：宪法被设计去经受漫长岁月的考验，因而必须适应人类事务的各种危机。

[10]平等村民主体之间因村民选举权的纠纷的首要救济途径为村庄自治团体，具体执行者为其组织机构原村民委员会、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等，但村庄自治团体对该类纠纷解决不力，则村民仍可寻求法律监督机关之行政救济甚至相应之司法救济。参见[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 -229页。

而具体从村委会选举纠纷和争议的形态和特征出发来构建相应的救济制度，方能够有效确保各种争议的解决。这种法律监督属于行政救济的范畴，关于该种救济途径使得纠纷得以解决的具体方式，笔者认为须有《村委会选举法》予以明确的规定，而以下几个方面则是需要不得不考虑的重点：（一）原则上不得采取行政调解方式。二是突出司法救济对于村委会选举权救济的根本作用，于是相应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村民选举权纠纷争议的法院管辖权上。地方自治法一方面是自治团体之自治权保障，但另一方面则是自治行政监督法律制度。参见[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60-195页。

关于地方自治权的性质问题，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固有主义和传来主义两种立场。但公民选举权的实现则既有直接方式又有间接方式，即县级及其以下人民代表通过直接选举方式产生，县级及其以上人民代表通过间接方式选举产生。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在人与共同体的逻辑关联和历史互动中产生的，它承载着共同体伦理。

就相对方而言，他所负有的义务则是作为对方权利实现的工具存在。[24]这与康德所言的伦理上的义务的内在所指是一致的，即它们牵联到一个目的或者最后的目标，这个目的本身同时包含在这些义务之中，于是，对每个个人来说，对此目的负有义务。在人与共同体的相互建构性中，人权的确切含义才得以清晰地表达。共同体的核心特征是互助性，从一开始，共同体内部的关系就不是对立的，而是互助合作的。

国家因此负有保护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以此为正当性来源和终极价值所在。[26]显然，权利的实现，仅仅凭藉法律规定而要求人们或以强制力要求人们承担工具性义务是不够的，根本上要以源于共同体维系规则的宪法内在义务的履行为前提。

人权构成共同体规则的核心和基础，生命、安全、秩序、自由、平等、尊严等，都是人权的内容和表现形态。[12]人具备基本的人性特征，恰如启蒙思想家们所言的自我保全、生命、自由、平等等愿望，但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却永远无法找寻得到终极论证，任何立论往往可以轻易以反证推倒。而作为共同体特定历史时空下特殊道德的彰显的特殊义务，显然更应重视。在使人成为人的历史进程中，需要不断地建立和完善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的社会共同体……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这就要求人的社会共同体具有满足这种发展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功能和组织形式。

[17]概言之，人权的共同体观念就是一种有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理想图景的描述，在这幅图景里，无数个追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的共同体成员，在作为成员情感归属与身份认同的共同体框架内，虽难免激流碰撞，但却可共同汇聚成历史发展的大潮，豪迈前行。[21] [德]塞缪尔·普芬道夫：《人和公民的自然法义务》，鞠成伟译，商务出版社2010年版，第83页。人权是身处于共同体中的人不断追寻自身价值、探索适当生活方式的历史过程。尽管现代以来西方各国纷纷将权利扩展至处于弱势的劳工阶层，完成了近代宪法向现代宪法的转型，且在应对道德危机方面取得了高度成就，但在依然流行的权利话语笼罩下，仍然深埋着种种道德忧虑。

这就是义务的伦理意义。这正是个人主义在利益衡量时的偏颇所在，以至于个人利益失去集体利益的掣肘而走向极端，最终塑造了自私自利的人。

就宪法内在义务而言，针对不为恶义务的违反，既有法治尚可应对。而颇为吊诡的是，时下诸如食品安全之类的某些法治难题，就其本质而言，却是道德问题。

[③] [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然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模式下，利益成为永恒的风向标，利高于义凌驾于个体的自我约束之上，进而上升成为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社会道德被弃之不顾。进入专题： 人权 共同体 社会道德困境 。人的社会共同体，也只有在满足这种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实现它的互助性和自足性，从而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机构。[32]普芬道夫指出，基于人要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的首要义务，人对他人负有的义务包括三点：首先不侵犯他人，其次是每个人都把他人当做与自己自然平等的主体或与自己一样的人看待，不可以为自己争取比他给予别人更多的东西，最后是每个人应该尽其所能地以期有益于他人。人权的共同体观念表明，人权虽指向人的生存和发展，但人绝不是单向度的人，人只有在与共同体及其他成员的相互承认与相互帮助中，才能达到个人自足状态。

因而，权利的实现，仰赖于共同体的正常存续。因此，如何依据集体主义传统，抽象出适合当下中国的义务类型，颇为重要。

时下针对社会道德滑坡等现象，所有克以责任的观点均是从这三个角度予以阐述。[20]个体参与共同体事务，就是履行其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职责。

社会道德困境在法治社会，法律与道德的协调共治是达致社会治理理想图景的不二路径。基于互助协作而组织的共同体的规则，由此使得每个成员以参与共同体生活为最大乐事，并积极担当起维护共同体利益的事务，在共同体成员看来，这种事务与其说是一种义务或责任，不如说是资格和权利。

这表明，人权的实现，有赖于共同体的正常存续。一是对特定共同体特定历史时空下特殊道德的彰显，可称之为特殊义务。[⑩] 侯猛：《权利观念的中国化——从民族国家选择到社区伦理挑战》，载《法律科学》2011年第5期。缔结契约后，人们虽然组成共同体，但人不过只是让渡了部分权利，仍然是独立的个人。

只不过，在当下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由于在陌生人社会道德的积极评价的价值在降低，而诸如行善者权益受损的社会风险却在上升，这就直接降低了人们做好事不会给自己带来损害的心理预期，社会不信任加剧，人们往往对那些需要救助的人们避而远之。本应作为道德判断主体的共同体及政府，在冲突过程中，与其说中立，不如说回避。

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生活，才能获得其终极意义。在上文论述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宪法应采用以下途径回应社会道德困境：（一）矫正现有权利理论的偏差，重建宪法权利的共同体观念诚如上文分析的，当代中国主流权利理论脱胎于西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权利本位论成为学界通说，但其所内含的个人权利至上与社会道德有着内在悖反，且与中国宪法内含的集体主义传统有一定的相悖，这也正是诱致当下社会道德困境的一个方面。

参见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概言之，个体权利优先于社会，个人只需对自己负责。

[24] [英]约瑟夫·拉兹：《自由的道德》，孙晓春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4页。正是这种互助性，型塑了真正意义的共同体。价值中立看似公正无偏，但它只不过是不持至善论罢了，它将社会上的道德问题留给了社会上各个个人的意志决断来加以发落。另一方面，既有权利观念既无助于建构现代道德体系，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利益至上、责任推诿等道德滑坡行为提供了一套合法性话语。

概言之，人权享有者的人格维系于共同体，承载了一种共同体伦理。[①] 例如之前热议的强制让座、强制探视父母等立法。

[12]［英］休谟：《人性论》(上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页。第二组包括伙伴关系、社会责任、不受专横干涉、诚实的行为、礼貌和社会公正。

第四，自由主义对于财产权的高度关注，淡化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联系，鼓励了各种不当竞争。数千年道德传统下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联系开始松散，在不信任的语境中，既有法治模式举足无措，甚至无意间损及道德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加之部分媒体的渲染，进一步摧毁了本已十分脆弱的社会道德基础。